抗战期间，重庆璧山县招兵登记处，等待登记参军的队伍中有人臂膀上扎着红丝带，代表他们曾经服役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2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提到“抓壮丁”，不少人会联想到那部操着四川方言的实景剧《抓壮丁》。剧中以王保长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到处抓青壮男丁充军，鱼肉乡里，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闹剧。但若提及“十万青年十万军”，让人看到的又是青年学子慷慨激昂，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的热血场景。难以想象，这两幕截然不同的场景都出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国民政府的战时征兵制度。
势在必行的战争总动员
成年男子曰壮丁，在抗战期间，这一词多指农村的男性青年。从1937年开始，抓壮丁的现象就普遍存在于西南地区，但要了解当时为何要抓壮丁，首先得了解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兵役制度。一般情况下，兵制分为“募兵制”和“征兵制”两种，顾名思义，募兵制是指以金钱为报酬招募的士兵，征兵制则是要求在一定条件下的国民，必须有其从事军职的义务。例如秦朝时法令规定从16岁到60岁的男子，无论贵贱，都必须服兵役两年;西汉初年就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都要在官府登记，从23岁起服兵役两年，这些都属于古代征兵制的范畴。
近代中国，自晚清开始实行的就是募兵制，无论是朝廷的正规军，还是地方编练的民团武装，招兵买马都是以金钱为手段，当兵的人也无非是冲着军饷和吃粮而去投军。例如清末时袁世凯编练新军，因部队待遇远高于其他军队，报名者趋之若鹜，袁世凯也设置了相应的考核系统来选拔官兵。到了民国初年，军队沿用的依然是募兵制，尤其在后来军阀混战之时，谁有钱谁就是有兵，有兵就是大帅，就可以当割据一方的土皇帝。这种现象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发生变化。
北伐战争之后，中国的形势已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尽管此时蒋介石在形势上统一了中国，但军阀割据，中央政令不通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过对国民政府而言，更为致命的是日本的步步紧逼。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发动一middot;二八事变，1933年爆发长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为应对未来的战争，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1933年6月17日发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这部兵役法的第一条即为“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依本法之规定。”(1936年正式实施)这意味着自清代以来的募兵制走向终结，征兵制即将开始实施。
不过以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而言，大多对民族、国家等概念的认知非常模糊，在此情况下实行征兵制必然会引起民间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另一方面，征兵制又是在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更像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战争总动员”。
抗战初期，经过了淞沪、太原、南京诸多大战、恶战之后，中国官兵损失44.7万人;从南京失陷到徐州会战，官兵损失接近60万人。仅在抗战第一年，兵员折损就超过100万人。国民政府精心编练的调整师(德械师)也在抗战的前4个月里几乎伤亡殆尽，巨大损失远远超出国民政府的预计。战事仍在继续，并且必然是一场持久战，为补充兵源，国民政府需要在抗战大后方发起一场“战争总动员”。
百万壮丁从何而来
抗战时期的征兵宣传有很多种，但大多简单明了。例如最常见的征兵令上就简单明了地印着“家有壮丁，抗日出征，光宗耀祖，保国卫民”十六个大字。此外征兵宣传海报也是以图为主，文字为辅，因为在当时的兵役法中，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暂缓兵役，故而不在征召之列，征兵对象主要还是农村青年。在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中国，吃苦耐劳、身体健壮的农民是兵力的主要来源。不过宣传与动员是一回事，实际收到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参军，逃避兵役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便有了“抓壮丁”的现象。
193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中，第三条规定：“男子年满十八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这条法令就是国民政府抓壮丁的主要法律依据。当时华北及华东已沦陷，抓壮丁的现象基本发生于西南地区，而其中又以人口最多的四川一省最为普遍。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介绍当时四川抽丁的情况说：“当时是家里面两丁，两个儿子去一个，三个儿子三丁抽二，去两个。五丁，五个儿子抽三，去三个，就是这样去的。”据蒋纬国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全国总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其中，四川八年总计征得壮丁257881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为全国同期征募壮丁总数的1/5以上。除四川外，云南、广西、贵州等大后方省份均以超出征兵极限的负荷，为前线补充兵源。
强征过程中，官僚与百姓之间难免发生种种矛盾，部分地方官，尤其是保甲长利用这一名目为非作歹、买卖壮丁、鱼肉乡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就让本身对征兵制有抵触情绪的老百姓更为反感，“抓壮丁”很快就成了贬义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抓壮丁》中有那么多讽刺官僚与当局的情节，对抗战的大背景反而鲜有表现了。在真实的历史上，老百姓对抗兵役制度的手段也更为残酷和激烈，为了让儿子逃避兵役，许多父母将儿子右手的食指砍断，使其因无法扣扳机而达不到征兵的“体检标准”，对于有的父母而言，宁可让儿子终身残疾，也不愿让他们上战场后一去不回。
1937年12月， 南京城内的中国抗战标语牌， 标语上写着 “好男儿要做捍卫民族的英雄” “从军保国是国民的天职”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选择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逃避兵役。相反，有相当多的“壮丁”是因种种遭遇而选择主动参军抗日。例如笔者所寻访的贵阳籍第8军老兵谭祖幼是因谋生的地方被日机炸毁，失去了饭碗，愤而从军;赫章籍的老兵陈友礼参军时年仅12岁，本不符合征召年龄，但他一方面受到抗日宣传画影响，一方面为了“有口饭吃”，故而选择参军;河南籍老兵谷克达本是学生，因家乡被日军占领流亡在外，有家不能归，遂从军抗日。在建川博物馆中，有一面震撼人心的“死”字旗，那是川军战士王建堂出征前，他的父亲送给他的一面白色的大旗，旗帜中书有一巨大的“死”字，右侧书“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书“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同样是四川籍的远征军将士吕金海，他牺牲后，日军从他身上搜出一封父亲写给他的家书，今日读之亦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