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理论通常使用生产函数的概念（即产出与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解释前工业化国家如何摆脱传统农业经济的束缚，开始走上现代工业化的道路，再经历教科书上根据概念化了的“事实”所定义的一系列主要“阶段”，最后完成工业化。然而经济史表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普遍适用于各国的工业化道路或模式。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使各国工业化道路产生显著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在工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关制度，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或重新塑造经济发展的过程（Maddison，1970）。然而，各国工业化道路各异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共同的经济学规律，不存在内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目的是用经济学概念和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重新思考中国的百年工业化道路，焦点是理解国家或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文献中已经有很多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独特性的研究著述，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从洋务运动、民族工业到官僚资本，再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逻辑一致的、同时能以经验数据做支持的、对迄今为止逾百年的中国工业化历程的经济学解释。对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很多时候是被当作“特例”或者“奇迹”来研究。在一些研究者割断历史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历史片段牵强附会地粘接起来。
本文中提出的思考基于我最新研究的一些初步发现。首先，基于一组新建立的宏观经济数据库，我发现中国在1950年代的增长、生产率以及资本回报的表现都超乎寻常得好。这似乎在印证曾经流行的一个观点，即1950年代是“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是出色的（见下文图3和图4），后来从“大跃进”（1958—1959年）开始才每况愈下。这种观点肯定是没有逻辑的。我们知道“一五”是国家以苏式计划经济模式强制推行重工业化，在经济政策上全面忽视比较优势的开始（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6）。再有，我的以现代工业主要产品（加权的产品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20世纪初开始的百年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它显示，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振荡，战争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冲击，中国百年来工业化的基本路径并没有改变。一次严重的冲击或振荡可以暂时终止工业增长或者让其倒退，但是之后它还是回到这个路径上来，持续一个高达近8%的年均增长率。这些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
我在本文提出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并非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与众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和思想遗产以及制度传统，而是因为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来，国家在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持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同政权下的中国政府，在这段历史中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以远远凌驾于市场规律的力量，影响或主导了中国工业化的方式和方向，塑造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虽然政权在更迭，政府在变换，但是这种由国家力量所造成的对工业化道路的影响，却在不断地积累着。因要素成本扭曲和资源错配所滋养的利益集团和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不断努力维护着既有的方向，延续和强化着已经建立的高速低效的增长路径。
在下面的正文中，我首先从讨论政府在工业化中的行为开始，探讨造成政府对工业化方向与进程进行干预的主要诱因。在第二部分，我用印度自独立后至今以人均(PPP)GDP测算的经济增长表现为参照，观察以同样方法测算与其平行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反常表现”，即1950年代的超常表现以及此后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再由此提出我的中国工业化路径依赖假说。第三部分从中国近代工业化历史的角度，以我所建立的中国百年工业增长曲线为中心，初步验证我的路径依赖假说，同时探讨导致路径依赖的因素以及维持它的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我的“高速低效路径依赖”假说，即由国家主导、由强势政府推动的工业化必然被锁定在高速度和低效率的路径上。在第四部分，使用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数据库，我试图对整个计划时期和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以此来验证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高速低效路径依赖”假说。最后，我在结论部分探讨摆脱由强大的国家力量一直维持和推动的高速低效路径的基本条件。
1.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发展？
如果说，政府干预甚至积极从事经济活动是出于国家或政权的利益，包括对国家和政权安全的考虑，那么，经济落后就是干预的根源，目的是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干预程度可以和经济落后程度联系起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国家之间的相对发展程度，那么后发国家同前沿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主要体现在技术上的落后，这基本上可以由后发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具体时间所决定。简而言之，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工业化的国家，都有一个因落后而追赶的问题。格申克龙(Gerchenkron，1962)是最先在经济分析中引进“落后”概念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把国家作用的大小与工业化进程启动时的社会经济落后程度联系了起来。他认为，落后会使社会和政治精英在确立社会进步目标时更关注和落后相关的加速发展问题。但是，越是落后，发展的压力越大，对资源的需求也就越大。从而使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越是倾向将发展的主要责任转移给政府。认为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及时大规模地动员资源，才能推动新技术的采用、新兴产业的建立，及其所需要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落后可能会导致一个由政府推动的加速追赶先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利用国家力量跳过一些技术发展上不必要的早期阶段。为了这个目的，精英阶层有很强的动机说服政府，加入政府，甚至参与推动新政权的建立。
人们观察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追求快速赶超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着过度的政府干预。经济学家们曾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了较透彻的研究，普遍认为政府在它们的成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如何在机制上将不同的政府干预措施与那些国家空前的增长表现联系起来，研究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分歧（①参考由Ito and Krueger(1995)所编辑的NBER东亚经济研究报告，以及Hobday在报告中所阐述的不同观点。）。还应该注意的是，国家对工业化的积极干预并不仅限于后发经济体，在先行工业化的国家中也可以观察到相同的现象。政府对技术落后、国家安全和福利改善的考虑是干预的主要动机。奥布里(Aubrey，1949)给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拿破仑时代实施的欧洲大陆封锁政策（1799—1815年）促使很多欧洲政府鼓励和推动企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英国技术。他认为各国政府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就是通过建立现代机械行业、促进机械生产和鼓励新技术的广泛传播，以帮助民族工业的迅速形成。这是因为，“大多数政府都不愿看到本国的产业在不断增强的外国生产力的冲击下衰落，引发国内物资严重短缺”（Aubrey，1951，第266—267页）。后来，在1850年代开始的、由第二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即在被熊彼特描述的技术创新风潮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愈演愈烈。各国政府都力图通过建立风险投资支持体系，促进各种创业和创新活动，及时地传播最前沿的技术知识。
此外，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技术性质也很重要。阿姆斯登（Amsden，1991)在透彻地研究了韩国工业化的决定因素后指出，东亚经济体中政府干预之所以变得不可或缺，主要是由于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大多由模仿现有技术，而不是由创造新技术所驱动。因为“在缺少开创性技术的情况下，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工资模式，往往也无法在市场决定的价格下具有成本优势。长期存在的竞争力问题……迫使国家发挥了比过去更积极的作用”（1991，第285页）。从本质上说，政府干预的性质就是通过或明或暗的补贴，帮助建立、加强或维持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成本优势。
我认为，工业化的初始时间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性质或技术落后的程度，还不足以解释政府干预的缘由。我们不应忽视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一个国家的大小所反映的规模经济的作用（①关于国家规模是否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经验证据，请参见Chenery and Syrquin(1975)，Perkins and Syrquin(1989)。）。这个论点与特定资源禀赋下的资源约束有关。对小国而言，由于缺乏规模经济，建立自己的资本品产业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②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大小”可能容易引起争议。我认为采用什么方法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从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口和土地的规模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市场力量（影响到该国是价格接受者还是价格制定者），还必须加入（可比）人均收入水平。在个别特殊案例中（例如一国拥有特别丰富的石油资源），可能还要考量现有自然资源的类型。一旦设定了目的，定义国家“大小”时就要考虑跨国平均值和标准差。例如，我会定义大（小）型国家为高（低）于某种国际平均值上的一定的标准差（不一定要等于.1），其余的就属于平均规模国家。本文只是讨论概念上的“规模”大小，并不进行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衡量。不过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无疑都属于大国之列。）。相反，小国可以通过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通常和它的自然资源有关），以换取其他国家的制成品而获益。以市场原则来看，小型经济体必然比大型经济体更加依赖贸易（Kuznets，1958）。既然小国小到只是价格接受者，对世界市场的价格几无影响，所以也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这样，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小国同其他国家结盟的成本也很低。由于小国的现代化无需经历建立资本品部门这样的典型工业化过程，所以并不一定需要国家的力量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哪怕经济起步的时间相当晚。
相比之下，大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大国而言，重工业发展的初始成本相对较小。同时，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潜在市场，也往往鼓励大国的政府以国家计划干预的方式，将资源优先配置给重工业部门，以加速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国家和政权的安全也是国家实行积极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言而喻，一个大国倘若主要依靠其他国家或国际市场提供关键技术、主要资本品和必需消费品（如食品），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制约，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因为这类物品的使用量巨大，如果被中断，不仅会严重阻碍经济的运行，还会威胁到国家和政权的安全。
虽然这些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后发经济体的政府为了加速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需要对经济发展进程或工业化道路进行干预，但是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干预可以走多远。梅森（Mason，1960)曾经指出，作为特定社会或历史的一部分且必然受此影响的政府，绝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塑造社会发展过程。最终政府可以走多远，还是要服从经济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原则。这就是说，经济效率，或者进一步说是包含了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是政府干预行为的最终制约因素，尽管生产率极少成为政府目标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①事实上，在有关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遵从还是无视比较优势的新一波争论中，效率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见Lin,2009；Lin and Chang，2009）。）。我认为，使这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对基本生产要素的成本评价。如果不存在完整的市场，如果行政力量远远凌驾于市场原则，那么一个强势政府所面临的最终约束，很可能是资源约束而不是效率约束。当然，效率下降可以进一步强化资源约束。这样，如果无法在政治上对既定的工业化目标（包括工业化速度目标）妥协，那么完全可能使工业化长期依赖一条高速低效的路径，直至目标实现。
2.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中印增长比较提出的问题
在这一节，我尝试通过中印两国的比较，特别是以印度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资源动员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增长的影响。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明显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使这样的比较很有意义。这不仅因为两国同属人口和领土规模上的大国，直到1980年代之前两国在发展阶段上基本相似，还因为在1950年代两国都接受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这里，更有意义的恰恰是两国在计划经济上的不同点。同样是师从苏联，但印度并没有完全关闭市场，也没有取缔私营部门。此外，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包含的权力制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约束执政党政府的资源动员方向和程度。这些重要的参照，对我们探索中国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很有意义。
与研究者们通常采用的国与国之间在诸如人均GDP水平、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方面的比较不同，我使用了一个“趋势基准法”（trend-benchmarking approach）。首先根据中印两国各自的初始期平均增长率得出“假设性增长趋势”（hypothetical trend），然后对照这一假设性增长趋势，观察各自随后的实际增长路径，然后再以印度的情况分析两国之间的差异。我把这个“初始期”定在1950年代。以1950年代中印两国各自的平均增长率为基础，分别为它们估计这个时间段的增长趋势。选择这个时期是因为它可以被视为战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国内战争之后）以及印度独立(1947年)之后和平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除去大致两到三年的恢复期后，其基本趋势应该能够反映当时经济的基本面因素（①我所估计的中国1950年代的增长趋势很好地拟合了1951—1957年间的实际增长，所估计的印度1950年代的增长趋势则很好地拟合了1950—1959年间的实际增长。反映出战后的恢复期和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增长表现是特例。）。
图1描绘了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在1950—2010年长达60年的时间内的演变轨迹（对数刻度）。在图中，我用虚线表示根据这两个国家各自在1950年代的表现所估计的“假设性增长趋势”（对数线性），同时以浅色实线分别表示它们在1950—2010年的实际增长动态。应该注意到，这个假设性的增长趋势已经隐含地给出了一条可能由初始条件所支持的起点，以及由经济基本面因素所支持的增长路径。我由此提出以下的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如果1950年代的趋势增长率主要是由基本面因素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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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CB有关中国2003年之前的TED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基于Maddison and Wu(2008)采用Geary-Khamis购买力平价法的估计结果。2003年之后的TCB对中国的估计基于不同的方法和基础数据。我对该部分估计有修正(见Wu，2012)。2010年的值是初步估计值。趋势值通过回归分析法建立。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Wu(2012)，Maddison and Wu(2008)，TCB(2011)。印度数据来自TCB(2011)
而非主要由政府所干预的，且随后仍然循此发展，那么该经济体的发展将基本上可以按照这个趋势外推，直到基本面因素出现根本变化，最终以某种（正面或负面）冲击为契机而建立新的趋势。当然在这期间还会有正常的商业周期波动，但是不会出现大幅度反复剧烈震荡地对这一趋势的偏离。
图1显示，尽管1950年时中国以2010年价格计算的购买力平价人均收入水平（人均PPP GDP）为364国际元（EKS国际元（①这里的PPP国际元采用EKS方法估计。该方法来自OElteto、PKoves and BSzulc \[Schultz\]，缩写为EKS。常用于PPP计算时需要的多国或多边价格比较。EKS计算中考虑所有（n次）可能的Fisher指数之积的n次根，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传导性（见Eurostat，2007）。），下同），只相当于印度537国际元的68%（TCB（②TCB (The Conference Board，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 的全球经济数据库（Total Economy Database，TED）定期更新麦迪森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库。本文后面还有更多解释。），2011），但是中国1950年代的趋势增长率却达到了年均4.6%，远高于印度的1.8%（③应该提到的是人均GDP增长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前者又是人口增长率和年龄结构变化的函数。更严格的考察应该以此为方向而深入。）。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远不如印度稳定。更重要的是，尽管短期增长趋势说明可以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中国大部分时间的表现却远远逊色于基于1950年代增长外推的趋势线。不能不让人震惊的是，中国只是在2005年后才返回到这个趋势线！在近半个世纪的弯路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极其剧烈的震荡。相比之下，印度反而要稳定得多，且大体上遵循了由1950年代外推的趋势线，直至1980年代末达到1100国际元的人均收入为止（取自印度1988—1990年人均收入的平均值）。此后，印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加速，形成了一个年均增长率为4.8％的新趋势线（即图1中自1990年左右起以箭头线表示的新趋势）。饶有意味的是，印度这个新趋势几乎复制了中国在1950年代所实现的增长率（4.6%）。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很难说中国在1950年代的趋势增长率主要是由基本面因素所决定的。以后的发展并不可以循此外推。中国经济也没有在任何一次大的冲击之后发展和建立起新的趋势。它让我们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起印度，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多方面是明显“反常”的，似乎是个“特例”？那就是，远超出负荷的高起点增长率，反复出现的毁灭性震荡，再有就是以更高速度返回高增长趋势的能力（反映在该图上就是，几个相对短期趋势线的速度越来越快于假设的长期趋势线）。这不仅说明可能存在着强大的非市场力量在影响中国经济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且能够反复以更快的增长率去克服冲击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说明中国1950年代所赖以增长的基础可能被严重地低估了。下面我们就此进一步展开讨论。
对“中国特例”的探讨和思考
我们已经看到，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以相当于印度68%的初始人均收入水平（1950年），实现了2.5倍于印度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中国的4.6%相对于印度的1.8%）。这个看来极为反常的增长表现，的确容易让人把它完全归因于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这个结论也许过于简单了。国家的力量再强大，也要在现有财富的基础上进行资源动员。
再来观察中印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按照TCB全球经济数据库（Total Economy Database，缩写为TED）的估计（TCB，2011），同1950年代初世界人均收入水平2234国际元相比（取1950—1952年平均值，下同），中国（364国际元）和印度（537国际元）只相当于这个标准的17%和24%。在这十年中，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2.7%。如果排除日本、中国和印度，其他亚洲国家1950年代初的人均GDP为734国际元，平均年增长率为2.2%。那么，以印度人均GDP 水平537国际元和18%的年增长率来看，它显然处在可以预期的值域之内，不是特例。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初始人均收入水平364国际元只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734国际元），但是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4.6%）反倒超过后者（2.2%）的1倍以上。显然，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个很不大容易被接受的“过于出色的特例”。
再者，中国在1950年代超高的增长率和过低的初始收入水平，似乎也和当时与其制度条件类似的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不一致。在那些与中国经济结构类似或偏重于农业经济的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950—1952年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分别达到了1274国际元和2350国际元，分别相当于中国364国际元的35倍和65倍，但是它们在1950年代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36%，只相当于中国增速46%的78%。中国的增长表现在这里也显得格外出色。
我们现在可以试图从两个角度去否定“中国特例”。一个就是考虑数据本身是否有问题，另一个是看是否可以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趋同理论那里找到支持。
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受到质疑由来已久。很多研究者认为由于统计方法的问题，统计数据产生机制中的漏洞，以及长期存在的地方官员因政治动机篡改数据等原因，官方报告的GDP估计中有高估增长率低估产出水平，以及高估平稳度低估经济波动的倾向。实证研究也提供了大量证据支持这些假说（①大量的实证研究及经济统计方面的考察支持了这个官方数据高估增长率的假说（upwardbias hypothesis），尽管研究者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以产品为基础的生产指数法 (Maddison，1998; Wu，1997，2002，2011；Maddison and Wu，2008)，能源消费法 (Adams and Chen，1996；Rawski，2001)，食品消费法 (Garnaut and Ma，1992)以及国际价格推算法 (Ren，1997) 等等。此外，价格被低估可能是很多服务业统计中的问题 (Maddison and Wu，2008； Wu，2014a)。）。我还发现，如果只是修正官方统计在主要产业部门之间的权重。方法是完全采用官方国民经济核算账户提供的主要部门实际GDP增长指数和名义GDP值，不引进其他指标，以其中隐含的“增加值价格指数”对部门名义GDP进行平减后加总。结果是，1950年代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从修正之前的8.7%降至之后的5.2%。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接近前面给出的、以TCB数据计算的46%的趋势值。应该提到的是，对官方数据的调整工作是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由麦迪森和我开始了（Maddison，1998；Wu，1996，2002）。其中的核心工作是以主要产品和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权重和增加值比率，重建工业生产指数。随后的一系列修改集中在改变权重以验证先前的结果（Maddison and Wu，2008），以及建立我现在使用的以“多时间点投入产出权重”为基础的指数（Wu，2013）。这些新的工作没有否定而是肯定了上述假说，并强化了原先的实证发现。麦迪森教授过世后，TCB的全球经济数据库接受了麦迪森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库，并且修正和定期更新麦迪森和我对中国经济的估计（Maddison and Wu，2008）（②参见GGDC网页:http://www.rug.nl/research/ggdc/。）。这样，就1950年代的TCB数据质量而言，我认为人均GDP增长率基本上反映或接近实际情况。仍然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在人均GDP水平上（③本文并不具体探讨1950年代人均GDP水平以及如何修订的问题。）。但是即使把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364国际元上升到亚洲平均水平734国际元，仍然不足以否定“中国特例”。
我们再看是否可以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趋同理论那里为解释“中国特例”找到支持。基于经验事实，这个趋同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低收入国家对高收入国家的追赶过程。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之所以快于高收入国家，原因是前者的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后者，或者更严格地说，资本收益报酬递减对前者的影响远不如对后者的影响大。另一方面，远离技术前沿的国家学习或模仿现有技术的成本，远低于接近或已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去实现增长的成本。但是，这个趋同是有条件的，储蓄率就是需要控制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Mankiw、Romer and Weill，1992）。就是说，不是任何储蓄率都可以实现追赶。
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在1950年代的平均储蓄率相当于GDP的18%，从1952年的14%，升至1957年的20%（①这里我不想讨论作为特殊事件的“大跃进”，虽然那个期间的储蓄率攀升至超高水平的33% (1959)，1958—1960年间的平均储蓄率为31%。此后，出现极速下降，整个1960年代都停留在20%左右。）。相比之下，印度在1953—1954年期间的储蓄率仅仅是7.9%，在整个1950年代平均仅达到99%（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2001）（②印度到1960年代才将其平均储蓄率提高到12.7%，随后在1970年代再提高至17.5%。到了1980年代达到了19.4%，才相当于中国1950年代的平均水平。在2000年前，印度达到的最高储蓄率为1995—1996年的25%，而其在1990年代的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23%（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2001）。）。这个储蓄率水平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相仿。我们可以掌握到的日本1950年代中期的储蓄率为12%（Horioka，2009）；同样是1950年代中期，如果假设储蓄率＝投资率，那么韩国的储蓄率大约为9%，中国台湾大约为11%（Rodrik，1995）。但是，同这个大致只相当于中国1957年一半水平，即平均10%的储蓄率相对应的，是远高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如暂且排除可比性不大的日本（③因为日本在战前的1937年已经达到2900国际元的收入水平，在战败时的1945年下降到了1800国际元（战前数据根据TCB的TED数据所计算的转换系数已经由1990年G-K PPP调整为2010年EKS PPP）。日本在战后的1950年代实现高速增长，并在1955年达到3600国际元的收入水平（TCB，2011）。），我们看到中国台湾当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600国际元，而韩国也达到了1300国际元，即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3—4倍。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上，这两个东亚经济体当时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分别是34%和25%，低于中国的46%。虽然，仅就1950年代这样一个经济增长上的“短期”而言，我们不期望这些数据可以吻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条件趋同论（conditional convergence），但是，高储蓄率看来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当时的“超低收入—超高增长”现象。
仅仅是高储蓄率吗？
中国在1950年代以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支持如此之高的储蓄率看来还是超乎寻常的。中国的确在当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经济剩余可以最大限度地被转化为国家储蓄，从而用于工业化所需要的投资。众所周知的这些措施包括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国家储蓄，以及采用激进的国有化、国家赎买、财产没收、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政策，以保证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资源的控制，以及对经济剩余的调动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确保政府能够以强制性的储蓄方式，推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五年计划”。
要理解政府在调动资源方面的能力，计划经济的性质也很重要。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作为奠定政权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采纳的。所以，国家所推行社会经济政策都有很强的政治理由，不容挑战。与此相反，印度实行的是宪政民主制度，它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作为实现更快工业化的手段而接受的。人们仍然可以辩论和质疑政府的产业政策而不必担心受到政治迫害。印度并没有取消私有财产制度。代议制下的不同利益集团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使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或不惜代价的跨越式计划，往往因为会损害其他方面的利益而不易通过，或受到限制。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控制则是无所不包的，它无远弗届地取代了市场体系。在这个制度下，甚至包括消费品在内的资源都要按照国家计划通过行政指令渠道进行分配，可用于私营活动的资源几乎不存在。印度的计划部门虽然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控制或影响资源分配，也会一定程度地扭曲市场，但是其制度仍然给私营部门留有相当的活动空间。这样，印度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显然无法与中国政府相比。
然而，政府所能够动员的资源还需要有实际的财富或资产基础，特别是现存的生产能力基础。倘若没有现存的可以调动的生产能力，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均GDP增长4.6%的基础上，再加上2.2%的人口年增长率，1950年代的GDP年增长率大约达到了6.8%）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仅仅是当时强迫式的资源动员是否足以实现如此高的增长率？在这方面，以往的研究通常强调苏联“援助”的重要性，比如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的156个重点重工业项目。这里，首先应该纠正一个至少是“措辞”上的错误。那就是，这些重大项目的资金并非通过援助而是以贷款的形式获得的，而且，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凭借出口已经还清了全部所涉及的款项（Zeitz，2010）。换言之，这些项目实际上都是由当时中国的储蓄能力支持的。
这样，我们下面提出的问题就超出了储蓄率的范围。能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成功地实施和运行这些重工业项目，不论在基础设施和互补产业方面，还是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必定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以人力资本为例，苏联的确为运行操作苏式设备（属于贷款的一部分）提供了工程师，但是，中国也必须有大量与之匹配的技术熟练的工人和技师，才能够在那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工厂里工作。此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必定也已经拥有足够数量的、满足大规模工业投资需要的专业人士，包括行政管理者、经理和会计师、科学家、工程师和实验室的技术人员。重要的是，他们以往的经验可以满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推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基本要求。这个考虑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历史的延续性，重视中国1949年之前工业化在各个方面的积累，包括物力、人力、知识、技能以及制度，和这些积累可能对战后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3.历史之重要性
让我们先从路径依赖的一般概念出发重新考虑我们的问题。如果假设某个当前的经济或社会变动具有某种路径依赖性，这就是说，过去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影响着现在的变动，换句话说，过去的选择改变了随后的历史进程（David，1985）。起先出现的也许只是某个小小的初始优势，或是导致某个初始优势得以形成的一些轻微的随机震荡。然而，随后因初始优势所产生的收益递增，促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参与者做出更多选择或采取更多行动以强化这个优势。因此所积累起来的力量同时推动着支持性的社会共识、规则及制度的建立，以期维护和不断促进这个较早的选择（North，1990；Page，2006）。如此延续下来，随后的发展路径就这样被逐渐塑造成一个不断延续且能够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的（Page，2006）。
1949年之前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非始于1949年。政府对这个进程的干预和参与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在历史上因不同的政治制度采取过不同的形式。由于柯比（Kirby，1984，1990) 对有关事实所做的仔细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先前这一领域的很多学者将中国1949年后以计划体制推行高速工业化完全归因于苏联的影响，或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结果，这是错误的（如Eckstein，1975，第263页；Cheng，1963，第84页）。而且，认为中国1949年后有计划的工业化仅始于内战期间（1946—1949年）中共在东北地区推行的工业经济计划也有失偏颇，是割断历史的（如Donnithorne，1964，第111页；Levine，1987，第196页）。再有，那些认为中国1949年后的发展主要与以前的私营部门发展有关，国家的作用退居其次的观点（如Rawski，1980，第3页），从历史角度来看也是不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制度安排——官僚治理结构、独特的管理和激励机制，以及对社会服务和福利的提供——早就出现在抗日战争期间，而不是如一向认为的完全来自从苏联所输入的模式。”（Bian，2005，第213页)
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1949年前留给后来工业化时期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 Committee，简称NRC）下辖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资源委员会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最初成立于1932年（①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5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的资源委员会。在1938年3月它被并入了经济部。战后于1946年3月被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自成立起，它被授权以“发展、运营和控制”全国所有的基础工业、矿业，以及“政府指定的其他企业”（Kirby，1990，第127页）。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委员会扮演的角色类似于1949年后中国政府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② 事实上，资源委员会的两个主要成员钱昌照和孙越崎也是资源委员会的最后两任主席。内战之后他们担任了大陆新政府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的中央财政经济计划局副主席。该计划局设立于1951年，是两年后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Kirby，1990，第135页）。）。从如下的一系列数字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发展脉络。到了1947年8月，经过重大的战时发展和同样重要的战后扩张和重组（战后将既有的国家企业与先前受日占当局或战时中国傀儡政府所控制、后被没收的企业进行了整合），资源委员会雇用了大约33000名管理人员（包括科学和工程专业人士，以及行政人员和经理人员）和23万名中央政府企业工人。如果加上与省级政府合办的企业，工业企业工人则超过了50万人。它的资产占当时中国工业资本总额的67.3%（③有关信息来源参见Kirby (1990，脚注2，第13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的生产、就业和投资在整个内战期间，不但没有被显著中断，而且不断增长。最终，由于资源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这些企业在共产党获得政权的时候被完好无损地移交给了新政府（Shao and Sun，1994）。
随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根据我们以官方资料重建的数据，到1949年底的时候，已经有315万工人被国有工业部门雇用，其中一半以上从事重工业生产（Wu and Yue，2010）。这个估计基本上接近于采用其他信息来源进行的大致推算。据一些研究结果，1949年有129万工人来自前资源委员会系统和它的全国工业网络，以及由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直接拥有的企业（Wang，2010，第5页）。其余则来自其他转为国有的企业，包括中共在日本战败后首先在东北获得的日本企业（这些有相当数量并没有全部被包括在资源委员会的统计之内），作为内战战果被没收的企业（如国民政府高级军政官员的私人企业和支持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为敌的私人企业），以及强制收购的外国企业（Wang，第7页）。到了1952年底，就在苏联的技术援助和贷款到来之前，国有工业部门已经雇用了433万职工，生产了188 亿元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总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5%和60%。
中国工业百年增长曲线
这些简单的数字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那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铺就了相当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基础，已经有相当的能力在新的制度下接纳由国家设计和驱动的新一轮重工业化。苏联的援助和贷款，以及“一五计划”对于中国经济重上轨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那更像是补偿因持续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基本道路。试想，如果没有“二战”和内战的冲击，按照1927—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主导的工业经济体系建设计划发展下去，完全可能达到甚至超过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时的生产能力。为进一步探讨和验证这一假说，在图2中，我把以主要工业产品或产品组通过投入产出表加权建立的1949—2009年的工业生产指数（Wu，2011）和章长基（Chang，1969）同样根据主要工业产品建立的1912—1949年工业生产指数链接起来（① 在有限的现有研究文献中，章长基的工作也许是最好的。他试图构建中国1949年以前的工业生产指数。他的指数试图覆盖整个经济，不仅包括国民政府控制地区，也包括了1931—1945年间的东北和1937—1945年间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日占区（Chang，1969，第11页）。他的指数基于精心构建的5个关键产品集团内的15个工厂生产的商品系列：煤炭、其他矿业产品、有色金属、电力生产和消费品（第60—61页和第78—79页）。他提出的证据表明，因为数据明显缺陷而排除的产品，尤其是一些消费品，并不会显著影响指数的趋势（第54页）。由于建立时间序列的困难，化学和机械行业的产品并没有包括在内。但是他认为，这些行业的趋势应该可以由该指数所包含的其他重工业产品体现出来。），目的是尝试构建一个可以大致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其结果惊人地显示了1949年前后保持着历史连续性，支持了我的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假说。一如估计的指数所显示的趋势那样，尽管频繁的战争、政权的更替，以及政治运动导致了一些巨大的震荡，可中国工业的基本增长路径并没有改变（①这里应该注意，此处使用的方法与图1的方法截然不同。图1是以195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所建立的外推趋势线，来观察1950年代以后的人均GDP增长和这个趋势线的关系。图2的百年工业生产指数则是根据中国1912—2009年的实际工业增长建立起来的。）。
图2中有几点很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就数据所及的范围来看，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进程可能至少在20世纪初已经开启。之后的发展是稳步的，也是高速度的，直至1937年被日本入侵暂时打断。但是，后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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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指数的1912—1948年的部分使用章长基所估计的工业净增加值（NVA）。它的1949—2008年的部分采用的是国民账户体系的总增加值（GVA）概念。我假设这前一部分中没有包括的资本消耗比重和后一部分中隐含的资本消耗比重大致是一致的。趋势值根据指数函数进行估计。
资料来源：基本数据来自伍晓鹰 (2011) 和章长基 (1969)
（1941年末）工业生产基本上还没有偏离基本趋势。（注意，这个指数也涵盖了包括日占区和伪满洲国的工业，这对反映中国战时工业增长整体情况以及对战后的影响很重要。）其次，战后的恢复性高增长始于1947年。尽管1948年因内战深入受到影响，此后又是朝鲜战争，但是到1952年时工业增长又回到了先前的轨道。这说明，前面列举的国有工业部门在1949—1952年间的强劲表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后的高速复苏，即重新利用因战争造成的闲置人力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最后，常常被归功于苏联援助的、以中国“一五计划”为起点的1950年代高增长表现，在工业生产上始终紧紧遵循着这条至少始于20世纪初的基本路径。换句话说，我们根本没有观察到因新政权和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出现一条比原有路径更加优越的“革命路径”。事实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抑或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也好，都没有引致一条和原有路径截然不同的新路径。百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完全可能是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增长路径，以年均高达7.6%的实际增长率演进着。
什么样的历史才重要？
历史之于现实的重要性，并不应该被简单地解读为发生在过去的任何事件都对现实有重大意义。重要的历史事件指的是那些先后出现的、改变未来进程的事件（Page，2006，第91页）。如果我们认为，中国1949年后通过国家计划所主导的工业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那么我们就要思考1949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哪些事件诱发或导致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从而影响了随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如前所述，一国政府是否干预或积极参与其工业发展，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工业化开始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落后程度——这取决于工业化的时间，再有就是国家的规模。同时，外部条件也非常重要。如果出于国家或政权安全的迫切需要，加速工业化的压力就会增强。中国近代工业化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始于19世纪下半叶，由政府的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1861—1895年）孕育而生。这场运动的原动力主要来自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之后中国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和不得不对西方列强的妥协让步。与此同时，若干起极具威胁性的国内暴乱，使清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其中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对中国江南最富庶地区造成了长达15年的毁灭性破坏。因此，由国家力量推动的自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仿效西方的工业化以迅速实现“强国”目的。因为不断的内忧外患，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基本上以国防工业为主。所以，国家的主要工业投资集中在资本品工业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上。还应该注意到，是强大的省级政府（地方握有实权的总督将军们），而不是软弱的朝廷，在中国工业化初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在强大的本地利益驱使下，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增强了政府在加速工业化方面的实际影响。省级政府利用权力调动经济资源，在1860年代打造了中国主要沿海地区的军事装备工业体系，在1870年代推动了现代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立和民用工商业的发展。政府的权力被积极地用于促进和采纳西方的新技术和其操作实践。1876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第一家现代煤矿公司和第一家电报公司成立，接着出现的是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及第一家现代纺织厂。很多新兴产业是国有官办的，但也有很多按照名为“官督商办”的原则进行管理。该原则的字面意思是“政府监管下的商业运作”，即公司企业的日常运作由私人掌握，而所有的重大决策由政府官员监督。政府根据国家需要决定支持或补贴哪些行业或部门。政府的积极参与也催生了负责规划、融资和支持工业项目的各种国家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以培养合格的技术和计划官员。
清帝国海军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了清朝政权以最后一击。它同时也加深了随后新政权极强的民族危机感。它促使中国的民族精英们深信，只有利用国家力量积极有计划地推动工业化，才可以使民族振兴。这些思想很明显地反映在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草拟于1922年的“产业计划”里（①这一“产业计划”最初的汉语版为《实业计划》，后来发表为英文版的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1922，并于1953年再版。我认为，这个国家经济蓝图全新的英文主题，凸显了孙中山关于中国可以通过国家计划迅速地实现工业化，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在科比看来，“孙中山经济思想中最具有‘中央集权’思想的部分完全可以用来解读国民党统治大陆整个时期的基本政策，因为它强调了孙中山通过国家计划发展所有的基本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坚定决心”（Kirby，1990，第125页）。一场由中央政府计划和贯彻的重工业化运动，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实施。应该提到的是，在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前，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开始根据孙中山的蓝图，提出各式各样的国家计划。譬如建设部1928年的十年计划、产业部1930年的十年计划和1932年的四年计划，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1931年的三年计划等等。柯比也注意到，似乎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这些政府部门要做的只是不断制订更加诱人的计划，越详细越宏伟越好。但事实上，日益增强的国家安全忧患意识，极大地激励了国家推行快速工业化计划的雄心。柯比指出：“在（1931年日本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家经济计划机构和其工作人员的规模显著地扩大了，同时也凸显出与军事有关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这方面最大的进展，是在主导国有工业技术和管理的国家机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下实现的。”（Kirby，1990，第125页）
4.思考路径依赖的经济学逻辑
然而有意思的是，图2并没有向我们表明由资源委员会计划和推行的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化蓝图开创了一条新路径。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个由经济史学家们反复提到的中国工业化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7年），不过是相当顺畅地延续了那条极可能起源于晚清自强运动的工业化路径。要尝试有逻辑地解读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路径依赖，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资源约束和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当事人的利益。
如果与当时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相比，自强运动期间的重工业化项目也许会被认为无关紧要。但是，倘若考虑到当时有限的国民储蓄，这些项目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事实上，当时的中央财政因须迫切应对内忧外患，早已捉襟见肘。所以，要实现对发达经济的追赶，中国政府面对着严重的资源约束。（①主要指已经积累的生产性资产、储蓄、金融资产。不包括未被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下同））。
这正是我们重要的逻辑起点。正如佩吉曾指出的：“任何约束，无论是预算约束、空间约束还是时间约束，都会（使被选择的经济活动对未被选择的经济活动）产生负外部性……而排除其他选择的结果导致了路径依赖。”（Page，2006，第90页）现在，让我们从这个思考进一步展开。
鉴于晚清已深受资源约束，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举措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国家所支持的工业部门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负外部性。就是说，因为这些部门可以优先得到稀缺资源、补贴和各种制度上的便利，而且还可能因满足国家利益而忽视效率，它们实际上不会对其生产活动支付全部成本。由此产生的虚假利润会进一步刺激它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和生产。这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推高其他部门的生产成本。如果其他部门的生产活动可能更加符合由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实际情况如此，这就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成本。
受加快追赶动机驱使的政府，已经不再是利益中立的公共品的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通过税收的工具，以确保相关经济主体承担其生产活动的外部成本。相反，由于这些经济部门的活动满足了国家利益或者因政府早已参与其中，这些外部成本被有意地忽视了。这样，被国家选中的那些工业部门，可以因持续不断地得到廉价的资源投入而扩张，遂将更多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吸引到那些部门。于是，在明显的利益驱动下，私营企业也会努力争夺政府项目或采购，外国投资者也会追求承包国家项目或与政府合资创办企业以获得优惠待遇。结果是，因此而滋养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具有很强的动机去不断地努力维持和巩固这样的发展模式。这个逻辑可以基本上解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路径依赖现象。
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个百年工业增长曲线给出的路径，有一个近乎恒定不变的高趋势增长率？我的解释是，由于不存在市场或者不存在完整的市场，所以不存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对基本生产要素的真实成本评价。当国家力量可以远远凌驾于市场原则时，那么一个强势政府所面临的最终约束，很可能是资源约束而不是效率约束。持续的效率下降可以强化资源约束，但是很难自动改善效率。通常是，当资源约束严重阻碍增长时，就需要在政治上对既定的工业化目标（包括项目和速度目标）进行暂时的妥协。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很多经济改革就是这类妥协的结果。然而，事实表明，当资源约束情况因此而缓解时，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往往会再次得到强化，增长速度就会再被推到极限上来。应该指出，这既是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的资源配置，也是软约束的资源配置。国有企业以及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非国有企业（也许可被称为“准国有企业”）仍然还是首当其冲的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会继续沿着一条“高速低效”的路径走下去。
5.路径依赖的增长和效率含意
（①本节使用了我另外一个新的研究结果，替代了原文中的数据和实证部分。具体可参见 Wu (2014)。）
以内在逻辑推论，路径依赖肯定不是有效率的，因为它排除了基于市场的自由选择和竞争，当国家是决定和维持路径的一个主要因素时，尤其如此。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像经济学理论和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所表明的，国有部门的效率通常远低于私营部门；同时，如果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路径依赖确实是由强大的政府利益来推动和维持的，那么中国经济在本质上很可能就是高速低效的。在这一节中，我使用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数据库，通过对整个计划时期和改革时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验证前一节提出的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高速低效路径依赖”假说。
关于数据问题
如果需要进行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数据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早已注意到，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证研究努力之后，大家并没有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的表现得出大致一致的意见。举例来说，目前文献中对改革之后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贡献的估计（集中在从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前半期到200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间段），从10%到40%不等。对其中较短的时间段，相差幅度甚至更大，有些估计得出负数（有关综述参见Wu，2014）。一个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采用的都是基于新古典索洛模型的方法。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估计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直接采用还是调整官方数据，解决还是绕过数据问题，以及如何建立投入指标的方法，都会影响到所估计的TFP增长率。只有方法上的透明以及研究者对数据的公开，才可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早日得出大家比较认同的结果。
具体讨论投入产出以及所涉及的价格问题、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方法，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在这里仅扼要介绍我去年底完成的一个新的数据工作。基于那项工作，我对中国经济整体的TFP进行了重新估计。其结果已经作为一篇TCB的工作论文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该文，也可以使用我所提供的数据库（Wu，2014b）。
这个数据库的时间轴是1949—2012年，它的覆盖面是全部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我遵循的是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的标准，在广义的SNA框架内考虑对数据的处理和重建。所谓广义是指在考虑产出账户时，必须追求与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账户的逻辑对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和我曾经在《比较》（第69辑）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那篇论文的焦点是在行业层面上，由于行业数据的限制，我追求的是概念、覆盖和统计分类上的一致性，并没有试图挑战官方的产出统计。我在本文的焦点是总量经济，不考虑行业细节——这也是文献中的普遍做法，但是和那篇文章不同的是，我质疑官方的产出统计，并就此进行了调整。这个调整主要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对官方产出统计提出的高估问题（①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物质产品体系（MPS）国民经济核算概念，基本上指除去贸易、交通、通讯、餐饮等“物质服务业”之外的所有服务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非物质性即是“非生产性”。）。
对产出数据的调整
针对工业产出可能高估的问题，我使用了前面提到的以主要工业产品和产品集为基础，通过多基准点投入产出权重调整加总的工业增加值指数（见Wu，2013）。主要目的是要绕过官方统计中可能存在的价值高报和价格低估的问题。和官方工业增加值指数相比，我的结果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2000年后的波动明显高于官方统计，二是每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工业产出的下降幅度远大于官方统计。重要的是，如果消除外部冲击效果，如果不计波动程度，我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复制官方指数。这既说明了我的替代估计（alternative estimate）的可靠性，也说明了官方统计中的问题。
针对服务业产出可能高估的问题，我重新考察了麦迪森以“零劳动生产率增长”假说所做的估计（Maddison，2007），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估计。这里的服务业主要是指其中的“非物质服务业”部分。经济学文献中已经给出的大量事实表明，从普遍的经验来看，“非物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极为缓慢，甚至长期停滞或下降，通常的变动幅度在±1之间（见Grileches，1992；van Ark，1996）。而以中国官方统计计算出来的“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1993—2012年期间竟然高达6.2%！我以可以比较的韩国经济为参照（控制了人均收入水平之后）检验官方估计的可靠性，发现韩国的这个增长率在1970—1990年间为负数（-0.1%），和文献上的普遍规律一样。我进一步的考察发现，麦迪森的假说其实完全适用于中国经济在1952—1982年间（除去剧烈波动后）的情况。官方数据显示那个时期的“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的确等于零。我的调整采用趋势离差法（trend-deviation approach），考虑了1952—1982年每年的波动。同时，我还认为应该考虑改革之后对先前价格扭曲的纠正效果。所以，在1982年以后我加进了一个年增长1%的趋势调整系数，在1992年后因为改革的深入再加进了一个1%的调整系数。和前面以官方统计为基础进行的估计（6.2%）相比较， 对1993—2001年期间，我的“非物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结果是0.9%，而对2001—2012年期间，我的结果是3.1%。由于这个数据工作需要采用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进行产出估计，我也推算了劳动小时的时间序列。如果以小时为基础，上面的结果应该分别为2.2%和2.9%（Wu，2014b）。
对就业数据的调整
在对劳动投入的测算中，我的目标是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官方就业统计在1990年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断裂，二是“非物质服务业”就业统计中缺乏1990年以前的现役军人统计，三是缺乏系统的劳动小时估计，最后是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指数。通过比较1990年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我发现1990年的就业统计上的断裂可以被推到1982年。它的原因是新出现的体制外就业，特别是农村小企业就业没有被以统计报表为基础的常年统计记录下来。根据国家就业政策变化特别是对农村非农业就业的鼓励，我假定这种体制外就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采用趋势离差法调整，重建了时间序列。这个结果就作为和总产出账户对应的总劳动（数量）账户。
此外，我对1990年以前现役军人的估计主要根据有关研究和各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做出（Wu，2014a，2014b）。我对劳动小时的估计主要建立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和农民工调查（RUMiC）的数据上（Wu、Yue and Zhang，2014）。根据所估计的劳动小时，我把就业人数调整为等量工作小时密度（constant intensity of hours-worked）的人数指标。最后，我再依据各级学校的毕业生数据，以他们分别的教育回报率进行加权，建立了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这其中，我也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质量的冲击进行了调整。见后面表1中所示的各个时期就业数量和质量变化对TFP的贡献。
建立资本存量的工作
下面涉及的是资本测算。许宪春曾经指出官方的投资统计和标准的SNA概念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之间有界限不清楚的问题（许宪春，1999）。即固定资本形成统计可能高估（当年）实际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邹至庄（1993）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官方统计要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TIFA）问题更大，有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在工业行业层面的数据工作中，我从可以得到的官方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出发，重建投资流量后，再进行永续盘存法估计（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简写为PIM）（Wu，2013）。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总量经济。在这个局限下，我认为采用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总固定资产形成（GFCF）统计要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可靠。
在对资本投入的测算中，我的目标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初始存量问题；二是非生产性资产调整；三是从支出法角度和重建的产出数据进行整合。初始存量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同样需要考察1950年代—1960年代的经济表现。我使用的数据基础是中国1950—1951年的资产普查，同时考虑了符合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产出比（K/Y），并参考了以稳态经济（steady state）模型进行的估计。在重建投资流量的工作中，我首先以重建的产出估计调整了总固定资产形成，在此基础上，按照生产性资产的概念排除了生活用房产。我没有使用官方的支出法核算账户中隐含的投资价格指数，而是采用主要资本品行业（机械、建材）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通过加权建立新的投资价格指数。在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净资产估计时，我采用的是折旧率为7%的几何折旧函数。我对1952—1957年的K/Y估计结果为099，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K/Y的估计为137，改革时期达到了27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加入WTO以来，K/Y增长速度持续加快，从1991—2001年的271提高到2001—2007年的342，再提高到2007—2012年的395。远远超过同样收入阶段国家平均大约25的水平，表明中国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出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
估计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早先在一篇发表在《比较》（第69辑，2013）的文章中，我已经介绍了对中国工业经济在1980—2010年期间TFP的估计。我使用了通常的增长核算方法和新建立的行业层面数据。我所估计的这30年的TFP平均年增长率非常低，只有05%。如果考虑上下游行业/部门间累积生产率的影响（即使用“多玛权重”方法），这个TFP的结果可以向上修正为11%。和处于同样发展阶段（以可比人均GDP水平定义）的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达到了前者的高速度，但是并没有达到前者（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2%—3%的工业TFP增长率。
在这里，我们要考察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TFP增长率。我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整体经济表现主要还是取决于工业经济的表现。对整体经济考察也（隐含地）反映了工业经济对其他部门的影响（①在讨论结果之前，应该提到的是总量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的局限性。我曾经也在前面提到的《比较》那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总量生产函数实际上是以不变价格及等值权重对各个行业加总的，它假定各个行业有着相同的生产函数，面对相等的要素价格。这是很强的假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结构变化很快的经济而言。从理论上说，应该对行业层面数据以名义权重加总，这才可以真正反映生产率不同，同时增长率和比重也不同的行业，对总体经济的影响。我们目前的约束在于还没有涵盖中国经济60年的标准的行业数据。）。使用新建立的数据，我估计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各个基本要素投入和TFP增长，以及它们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这个结果报告在表1中。我同时在图3中图解了表1的结果。
这些估计是由标准的增长核算方法获得的。我使用了投入产出表中要素收入权重作为要素的产出弹性。这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施加了很强的制度和行为假设（如存在完整的竞争性市场，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以及企业利润最大化等等）。它们可能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然而，我还是接受了这些假设，因为这样做可以和许多现有的研究进行对比。既然中国经济不可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那么我们所得到的TFP增长估计，能够同时反映技术进步（退步）和效率改善（恶化）的结果。
表1所报告的TFP增长率显示，在我们所研究的整个60年跨度的时期内，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出现稳步的效率提高或持续的生产率增长。计划经济时期TFP每年下降-0.5%，而改革期间的TFP的年增长率为1.0%。从这两个时期以工作小时计算的劳动数量投入对增长的贡献来看，前者是0.9%，后者是0.4%。但是，最近20年的平均值不过为0.2%，反映了强迫人口转变的后果。从人力资本的贡献来看，这两个时期的变化相等，都是0.5%。其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文革后期恢复教育制度之后，这和文革前期基本增长为零有关。从2000年以后的情况看，人力资本增长已经乏力，其贡献平均不到05%。物质资本投入成为各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时期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分别高达77%和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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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可以观察到的是TFP 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表现并不一致。这表明投资效率经历了剧烈的起伏变化。这让我们相信，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冲击可能是中国TFP增长变化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有趣的是，两个明显的TFP正增长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一个出现在中国转向中央计划经济的1953—1957年（25%），另一个出现在中国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1979—1984年（16%）。然而，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的，1953—1957年的TFP增长可能不完全是真实的，因为它没有计算对战争时期闲置产能的利用（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1979—1984年的TFP增长主要是因为，自1957年高级合作社之后，第一次出现的事实上的农业私有化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其他领域也因为对计划体制的初步改革和新的物质刺激出现了效率改善。毫不奇怪，这些变化只呈现了一次性的TFP增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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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之前，所有主要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无论是否针对经济活动，都导致了严重的TFP负增长。譬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1971—1977年，中国虽然经历了那个时期最快速的投资和就业增长，但是由于严重的投资浪费加之激励问题的长期恶化，经济增长的效率极低，以至于全部投入的一半都因为效率负增长（－3.4%）而丧失了（基于表1做出的估计）。还应该注意的是，1965—1971年TFP增长不但是恢复性的，而且仍然有水分，因为当时在政治上有支持“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需要。
也许与许多人可能相信的相反，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城市工业改革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生产率效果。它所造成的冲击反映在1984—1991年的TFP负增长中。在随后的1992—2001年，物质资本投资获得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效率开始改善，TFP出现了年0.8%的增长（表1和图3）。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从此至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的六年时间里，出现了可能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TFP增长。然而，这可能不过说明，通过突然大幅度扩大的外部市场，中国从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中获得了好处。应该注意到，中国加入WTO的时间也是十分关键的。中国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因为1990年代的过热投资已经积聚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尚未得到充分利用（①请注意，这种类型的增长核算并未去除商业周期的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扩张未充分利用的资本存量可以“产生”正的TFP增长。）。1996—2002年中国的长期通货紧缩就是明证，其间生产价格每年下降了13％（国家统计局，2010年，表9-11）。然而，这个WTO带来的极为强劲的TFP增长却因全球经济危机，不但一下子彻底消失了，而且在中国政府对国内经济采取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之后，反而以每年-09%的速度下滑（表1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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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累积的TFP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及其长期趋势，我也构建了一个TFP指数并呈现于图4中。该指数以1952年为基础。为了突出TFP增长的影响，我对出现TFP明显增长的时期做了标记。观察这个TFP轨迹可以发现，与1952年的水平相比，2012年的TFP水平仅仅高出了20%强。而且，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还没有真正超过1952年的初始点。这就意味着，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排除1953—1957年）基本上是持续的生产率恶化。所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率荡然无存。现在也很难说完全摆脱了这些灾难的阴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破坏，中国经济的TFP水平不至于在1990年代初几乎从零开始。虽然改革扭转了长期生产率恶化，但是要想弥补因过去政策失误和制度冲击所造成的生产率损失，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最后，图4也清楚地显示，1990年代后两个对TFP的主要冲击都来自国际市场，一个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另一个是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不但说明，中国经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是极其脆弱的；更重要的是，因冲击而导致TFP消失甚至严重下降的事实，也说明经济本身并没有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稳定增长的基本因素。
6.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路径，探讨了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国家干预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是中国经济虽然经历大起大落但仍然能够回归1950年代超高增长趋势的重要原因。但是，1950年代的“超常表现”提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因于苏联援助（贷款）和苏式计划经济，即不能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历史表明，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规划和推动的。其最初动机是维持政权的需要。从1860年代直至20世纪初，清朝晚期的工业化一直是为加强国家和政权安全服务的。随后的国民政府以更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导向计划，借助国有企业，推动了从19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即使在战争时期这个进程也没有终止。不管是在重庆国民政府控制区，还是在敌占区和傀儡政府辖区，交战各方的政府都积极干预或参与了工业发展，以强化它为战争服务的功能。这不仅给战后的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延续了通过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制度。我的中国百年工业增长曲线显示，1949年后由新政府所主导的工业化，根本没有偏离这条至少始于20世纪初也是由国家力量所建立和延续的基本路径。与近于“常识”的观点相反，无论是1949年中国新政权的建立，还是1978年的经济改革，都没有为中国开辟出新的工业化路径。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性的冲击也没有动摇这条长期工业化路径。
一方面是国家力量在推动工业化，另一方面是这条百年工业增长曲线近乎恒定不变的高趋势增长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受资源约束而不是受效率约束的。虽然，效率恶化会强化资源约束，甚至会使政府对既定目标暂时妥协，但是只要资源条件再次允许，增长速度总会再被推到极限上来。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工业化路径是一条高增长路径。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或参与不但会导致长期资源错配，还会扭曲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从而也决定了这样的工业化路径又是一条低效率路径。高增长不言而喻。即使我们下调了官方的经济增长估计以挤出水分，中国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工业经济部分，一直增长得相当快，而且还能够反复以更快的速度去补偿因先前的冲击所带来的损失。在效率方面的分析上，我使用了一个新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估计了过去60年中国经济的TFP。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中并不存在稳定、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和效率提高。政策和制度手段或者经济改革对生产率的影响往往是一次性的，并没有产生持续的生产率效应。
我认为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工业化，对这条高速低效的工业化路径最初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随后正是那些因要素成本扭曲和资源错配所滋养的利益集团，还有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在不断努力维护着、延续着和强化着这条已经建立的路径。很难想象，像资源委员会这个拥有33000专业人员、擅长操纵和管理国有经济的前国民政府庞大的计划经济机器，在为新政府服务时会建议放松国家计划或者放松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对于那些被国家选定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工业集团来说，维护国有制，维护国家可以凌驾于市场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就是维护其自身利益。这些集团往往通过长期经营的朋党和家庭网络，深深地植根于党组织和政府官僚机构内部。当任何改革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可能构成威胁时，他们就会成为改革的严重阻碍力量。尽管效率恶化最终在1970年代末迫使政府采取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但是那些国家选定的行业，尽管低效率，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廉价信贷和市场保护。因为政府很难在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样的目标上妥协，政府已被这些利益集团牢牢地绑架了，以致脱离这条路径甚至会比延续它的成本更高。
改革并没有使国家动摇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对政府来说，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策都和保证增长速度有关。在缺乏健全的法治和市场制度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够实现长期高增长和低波动的现象，这曾被称为“中国之谜”。其实，谜底就在政府身上（Wu and Shea，2008）。中国加入WTO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绝非是典型的“市场故事”，而是政府如何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成功地使市场服务于其最大利益的真实历史。一些经济学家曾高度评价政府间竞争在促进高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Zhang and Zhou，2008），但是他们忽略了可以解决增长问题的政府，是无法解决效率问题的。当增长日益受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驱动时，资源配置就会更加扭曲，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就会越发严重。
对于以增长为目的的地方政府而言，低效率的代价是不可观测的，完全是外部成本（即具有经济学上的负外部性）。这些外部成本实际上由公众和相邻地区承担，或转嫁给未来。为了尽可能地“招商引资”以推高其GDP政绩，土地可以零成本，环保费用可以忽略或缓缴，由此推高了公众、劳动者健康成本和国家的医疗卫生费用，低工资率可以维持，水和能源使用可以获得补贴等等，不一而足（有关讨论见Huang and Tao，2010）。地方政府实际上在以很多未被支付的成本（补贴）推动当前的增长。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未被充分支付的成本人为地提高了利润，遂进一步鼓励过度投资，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竞争由此加剧，这又要求政府进一步的扶持。这至少是一直延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的“中国的WTO戏剧”。从未被充分支付的成本（underpaid costs）角度看，中国（各级）政府同时在“补贴”着为世界生产的中国生产商和享受中国消费品的外国消费者，不但如此，中国井喷式增长的贸易盈余主要被用来支持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务。
要打破对这种高速低效路径的依赖，中国需要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中国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从工商活动中彻底撤出，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完善法治和市场制度，消除要素流动障碍，确保所有的外部生产成本得到支付，或者使外部性内部化。
我们已经看到，重新思考中国百年工业化道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悲观地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无法摆脱对这条高速低效路径的依赖，或者说，这已是宿命，那么只能接受这个高昂的代价，沿着这条路径去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其实，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更乐观些的观点。当前，被危机所重创，又被政府的救助措施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的中国经济，已经迫使政府、企业乃至公众面对过去30年高速低效增长的后果。被诸多问题困扰的政府缺少的是勇气，是摆脱速度的束缚把结构调整交给市场的勇气。■
（颜超凡 初译，作者修改、删节）
作者现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美国The Conference Board（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其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本文基于我在2011年写的一篇文章，总结了之前我在这个题目上的一些思考。该文后来发表在Adam Szirmai、Wim Naudé and Ludovico Alcorta所编著的，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thways to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New Challenges and Emerging Paradigms （《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之路——新挑战与新模式》）之中。这篇中文稿也包括了我后来一些新的思想，对原文有一定的修改和删节，特别是其中的增长因素分析部分被我一个基于新数据的研究所替代。我在这里由衷感谢荷兰Maastricht大学Adam Szirmai给予的深入和建设性的评论，也感谢在剑桥大学、马赛大学、澳门大学、昆士兰大学以及一桥大学为我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们的讨论与建议。欢迎感兴趣的读者通过我的电子邮件对这个题目进一步讨论：harry.wu@ier.hit-u.ac.jp或harry.wu@conference-bo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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