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大正民主”
所谓“大正民主”（亦称“大正德谟克拉西”），并非当时既有的称谓，而是后人从民主的视角出发，反观从1900年代后期到192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变动时所得出的一种历史认识。据日本学者考察，“大正民主”最初见诸学界和媒体的论述大约是在1954年前后〔《日本の近现代史をどう见るか》（岩波新书编辑部编，岩波书店2010年2月版），第4章：《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はどんなデモクラシーだったのか》（成田龙一）〕。时值日本已结束美军占领，民主主义制度已然生根，并即将走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超稳定社会契约的前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正民主”的称谓本身，已涵盖了与战后民主的语境上的“温差”。就时间的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大正民主”并非单纯对应从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十五年，而是前后各放宽五六年，头尾分别嵌入明治末年和昭和初年，大约相当于从1905年到1931年的时段——即二十世纪初叶三十年左右的光景，为战后史学界通常的学术界定。
谈“大正民主”，无法绕过一对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有趣的是，兄弟俩的夫人也是一对亲姊妹）。作造是日本现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教授，早年曾担任过袁世凯的“太子”袁克定的“太傅”，是“大正民主”的理论旗手；信次是农商务省的官僚出身，第一届近卫文縻内阁的商工大臣、贵族院议员、翼赞政治会（1942年，东条英机主导成立的一国一党的政治结社，旨在彻底取消反对党，建立举国一致的极权体制，强化独裁。1945年3月解散）常务理事，战后受到整肃，被褫夺公职。剧作家井上厦曾写过一部舞台剧《兄弟》，诠释了吉野两兄弟在大时代的思想蜕变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
“大正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吉野作造，在最初译介“Democracy”的学术理念时，刻意回避了“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移译为“民本主义”。这对学贯东西的作造来说当然不是误译，而是一种权宜性表达：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来置换（作造在晚年思想日益左倾，遂放弃“民本主义”而回到“民主主义”，此乃后话）。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大正民主”价值核心的“民本主义”，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殊不知，如此诉求早晚会撞到“天皇主权论”的天花板，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乍看起来，吉野兄弟的思想与行动截然对立，但就结果而言，二人未尝不是互为表里，而理论上的分野，则刚好构成了“大正民主”的内在张力。作造话语中的“民本主义”，主张以民众为政治主体，构筑以民为本的政治，并使其体系化；而信次则以民众的自发性为前提，鉴于这种自发性有组织化的倾向，便试图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统治。对民众和政党崛起的状况，作造尝试以扩大政治“参与”来链接，而信次则试图将其“统合”到一种新体制中。就是说，正因为有了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信次的利用民众的自发性而“统合”之的主张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因此，所谓“大正民主”既不是放任的民主，也不是单纯的官僚暴力统治；民众既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但同时，这种参与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诱导，不无滑向一种新的专制体制的危险。
尽管“大正民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彩排，对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客观上，从1924年6月至1932年5月，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由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并非完全是“浮云”（事实上，首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诞生还要早六年。但三年后，原敬遇刺身亡，军阀复权，引发第二次护宪革命）；与此同时，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后，制定了《普选法大纲》，规定二十五周岁以上的男子享有不受纳税限制的选举权，在选举前居住在某个地区一年以上的三十周岁男子享有被选举权。尽管该法限制了“因贫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和流动工人的选举权，并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三百三十四万人猛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