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异端”思想的空间已被彻底封死，有时连“自己人”都难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认为日本顶尖的战略家、曾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其不主张中日战争扩大化的“消极”立场开罪了东条英机，其战略学著作《战争史大观》、《国防论》虽然已经分别由中央公论社和立命馆大学出版会付梓成书，但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地ひらく─石原莞尔と昭和の梦（上·下）》（福田和也着，文艺春秋社2004年9月版），下卷，第342页〕回过头来看，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大正浪漫主义”、被出版传媒催生的大正年间的开明、西化的文化氛围，恍如昙花一现。
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当然不会终于纯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其向社会和现实政治的渗透、蔓延只是时间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本质上说，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实现的路径，便是法西斯化。1930年4月，由于内阁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被军部斥责为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遇刺，从而拉开了军部和右翼势力制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继任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因在“满蒙问题”上主张与中国政府谈判，被力主以军事手段强占的关东军及陆军部攻击为“软弱外交”。翌年10月，军部少壮军人策划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尽管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却迫使若槻内阁总辞职。民间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制定了“一人杀一个”的计划，奋起暗杀政界、财界首脑。先是于1932年2月刺杀了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一个月后，又刺杀死了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人及民间法西斯团体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袭击首相官邸，杀死首相犬养毅，同时袭击了警视厅、政友会总部、日本央行等机构，史称“五一五事件”。尽管此次政变未能达成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目的，但却终结了长达八年的政党内阁，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国内政治环境为之一变。而事实上，前一年由驻屯“满洲”的关东军少壮军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已然昭示了军部的失控。同时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日本从国际协调主义外交踏上了“光荣孤立”的道路，继而对中国不宣而战，对英美等民主主义国家彻底背过身去。“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国运，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了。”〔《日本史》（坂本太郎着，汪向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77页〕
应该看到，日本的这一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右翼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右翼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但与其说是“选择”，其实也未尝不是“被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即代价”。这种历史性选择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可纠错性、不可逆性：打出一张险牌之后，如果不接着下更大、更危险的赌注的话，便有可能被搞掉。譬如，时任驻满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彼时日本不可多得的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精英战略家，但在“卢沟桥事变”时，却基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力主战争“不扩大方针”，遭到军部的排斥，从而被边缘化。但也唯其如此，太平洋战争前夕，石原便以中将军衔被编入预备役，继而彻底退役，转任立命馆大学战略学教授，寂寞的转身，却使他平安躲过了远东军事审判的一劫。是耶非耶，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