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民主VS极权
毋庸讳言，“大正民主”不是战后民主，不仅存在诸如“民主”与“民本”等法理上的先天性矛盾，且始终面临从极端右翼到军部等黑恶势力的挑战。好像一场漫长的竞跑，在触到终点的红线之前，在不同的时间和路段，双方都有过一骑绝尘的时候。而因缘际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往往成为其中某一方的助力，于是乎历史顷刻间呈现出巨大的进步或倒退。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表象的背后，病灶早已埋下。其病根有些源自明治宪法中的“程序错误”（如“天皇主权论”、“统帅权”问题等）。至于那些宿命的遗传基因，恐怕还要到明治的精神构造，甚至日本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如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等）。就大趋势而言，对左翼思潮及其团体、弱势群体的不遗余力的打压和右翼思想家所谓“革新”思想的抬头，以及受右翼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军部的崛起，仿佛潮涨汐落，此消彼长。
日本对左翼“异端”的弹压由来已久，且手段极其残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因莫须有的所谓“天皇暗杀计划”，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检举起诉，二十四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十二人被处刑。一时间，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停滞。空前的压抑感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作家石川啄木以一篇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的评论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有谣言说平时备受欺辱的朝鲜人要趁机报复，“投毒”、“放火”、“抢劫”说不胫而走，于是军、警、宪、特一起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消防组组成的自警团的配合下，以“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有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两百名中国人遇害。接着，在东京宪兵队涩谷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的指挥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七岁的外甥橘宗一惨遭虐杀。
不仅是对反体制“行动派”人士的打压，政府对思想、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牺牲品。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日本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征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小田切秀雄：《险しくなった检阅と禁発─国民ニ见セマイ、闻カセマイ》（收入《１亿人の昭和史》（２）：《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战争》，每日新闻社编，1975年7月版）〕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史称“满洲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